）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儒家的‘礼所体现的自我控制远超过清教徒与英美绅士，蒙养实践的对行为的训练，也比较容易转化为人对团体工作的纪律的适应。

立德在中国文化中被认为是最高价值，是道德主体使自己成为人之为人的愿望，也是道德主体通过立德为社会作出重要的、长久的贡献。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其也，小人反是。

音乐要审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来确定乐调的和谐，然后配上各种乐器来调整节奏，一起合奏来构成一支和谐乐曲。谨慎而没有相互愤恨争斗，一切行动就不会有过错，但小人与此相反。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释老二家以此来同一其所不同者而别异其所相同者，这不过是共工、驩兜的朋党之私，犹如屠夫卖酒的人的固陋吝啬的情况，所以说君子和而不同应当与天下万世相和合，反对必同于己的固陋吝啬之见，这是超越时空、古今、国家、民族大和谐的价值观。从字形上看，和是一个形声字，从口，禾声。

然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各国各民族各方面均有不同，中华文化并不像西方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厌恶他，就希望他死掉。然而，晚近更多的文献证明，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背景下，以人口为单位的土地分配机制的确在夏商周三代以某种合宜当时的形式存在过，并且在先秦儒家的哲学思考中得到了思想层面的提炼与升华。

但是，五千多年连续不间断发展的历史，广土众民凝聚不散的大规模政治体，多元一体的一统秩序，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标志。 注释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页、第3页。如20世纪60年代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等农村政策，其效果并未促成平等主义的内在提升、优化，反而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一系列的发展困难。如王夫之所说：三代之王者，率乎人心之实然，求其宜称以制为典礼，虽有损益，其致一尔，非出于三王之私意以为沿革，故天下乐用而不违。

19与所谓明清江南市镇资本主义萌芽冲击君主专制一说相对应，晚近又出现了另一种论调，即宋代以后君主政治中集权倾向的加剧，正是为了有效应对土地兼并以及相关的赋税不均。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第43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4页。在以民为本、天下平均的大前提下，三代的政治实践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制度遗产。自中世纪后，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的话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封建论》）何谓失在于政?政者，正也。

如孟子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作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符号之一，均平理想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交涉于形而上的精神与形而下的制度，尤其是土地分配制度，两者互相激荡，即体即用，仅以任何一面而言都不能还其原貌。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28】在这种挣脱旧秩序的冲动之中，一面是科学革命所造就的物质生产的大飞跃，另一面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逐利观念趁势而起，导致人类社会的贫富差距、暴力冲突愈演愈烈。

如黄宗羲指出：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32】作为中国文明自我更新的命题表达，与中国古代的均平之道相应，中国式现代化理应蕴含着从容中道的智慧，其所追求的是一个普遍平等、尊重效率、欣欣向荣的动态的理想社会。

以周礼为本，为政者应谨守礼制，则其国家均安，财用不匮，民得其分。‘既富方谷、‘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

【5】天是中华文明的终极信仰所在，言人则不可不言天。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的要旨在于耕者有其田，具体而言即在全中国范围内平均地权。【6】自三代以下，民本思想便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得不予以承认的一条铁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以天下国家可均的三代理想为中心，深刻影响了先秦以来中国的政教思想及其礼乐层面的实践，并且直接贯注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及其相应的现代化建设。井田之井，即将理想状态下的平原加以划分，形成方块土地，计口授田。总述秦汉以来历代士、民为了均平理想而进行的两条不同路径的奋斗，则可知中国古代土地分配的种种不平等，绝不源于中国人民的自甘不义、苟且求生，故其屡战屡败，并未在根本上克服乃至减弱土地兼并所形成的贫富悬殊，其教训值得深刻思考。

质言之，因公立私，合私为公，将全体人民而不是特殊阶层作为政治生活的核心考量，是三代均平之道的具体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三代以来所传递的均平理想尤为值得我们关切思考。

但韦伯的解释无疑切中要害：理性化世界的逐渐袪魅后所得到的是极端的世俗化（secularisation）。然而，在经济属性及其社会结构上，唐宋以后的儒家群体无疑是地主阶层的延伸产物。

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意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

12据杜佑《通典》卷二所记，天宝年间全国应法定授田的数额多达一千四百三十万顷，远多于当时耕地的总面积。【16】换言之，以均平理想而言，真正的儒家绝不苟合于君主专制的私心、私利。《易》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中国式现代化 一、导言人的自由及其德性的充分实现有赖于基本的物质保障，人类财产分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是一个无分古今皆足以证成的论断。

2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2015年，第1页。按照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说法：一切自然的存在物都有其自然的目的与命运，这就决定了什么样的运作方式对于它们而言是适宜的。

第一，人皆有其父子、兄弟、夫妇之伦，事父母、蓄妻子，乃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三代均平之道，以井田制为典范，即必须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给予大多数人以充分的保障，使之通过自身努力而足以营建一家一户的伦理生活。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原有的文明体系，包括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根本性的反省。

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可见利之溥者，圣人正不讳言利。

总体上看，他们既是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同时还是受剥削的耕作者。究其根本，就在于三代以下，家天下的本质由公天下平天下变为了私天下。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年间耳。这种断裂与重建覆盖人类文明所有层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直至家庭结构与个体心理构成。

【14】最为激烈的做法，即如西汉末期的王莽改制。此后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

即便有张载、朱熹此类大儒呼吁于前，又有多少安于利禄的伪儒或小儒躬行于后?四、天下为公：均平理想与现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一）新中国与土地革命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的阿喀琉斯之踵，土地分配问题深刻呈现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天下沦为私天下之后所造成的周期性政治危机，亦从另一面映衬了均平理想之于中国文明延绵、更新的重大意义。唐朝以后，许多农民起义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念。

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如北宋李顺、王小波起义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第一次在农民起义中表达了财产上要求均贫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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